她连真名实姓都不为人所知，“阿长”也是因补了别人的缺才有的名。

当“我”“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憎恶”她，“怨恨”她，仿佛她连一只小小的隐鼠都不如。

她连起码的生存空间都受到限制，如“我”的母亲听了“我”的抱怨后对她说：“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多么可笑！难道人长得胖也是错吗？可是，又是多么真实残酷！连“睡觉”都受到限制，这可是最起码的生存空间！

她的不幸还表现在：“我” ――一个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轻视。照理，“我”还是一个孩子，对于大人该有最起码的尊重。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这里，阿长和“我”演绎的不是小辈和长辈的角色，而是少爷和仆人的角色。这从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出来。当阿长讲长毛的故事时，“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这其实是“我”对阿长的轻视、看不起！

当我渴慕着《山海经》的时候，“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说明“我”问的不止一人，那“我”问了那么多的人，却偏偏没有问和“我”朝夕相处的阿长，这不也是因为“我”对阿长的轻视吗？

阿长就是一个被社会逼到最最底层，最最边缘的一个人。 可是，鲁迅对阿长只“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 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在“争”。当大家都叫她“阿长”时，她曾解释说“她的名字是叫什么姑娘的”，说明她曾经为了自己的姓名“争”过，只不过，她的这一“争”，效果非常不明显。还是没有人记得她，直到死了大概三十年了，“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当母亲说她睡相不好时，“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这难道不是无言地抗争吗？后来，她和“我”说长毛的故事，当我怀着鄙视的心理说“那么，你是不要紧的” 时，她觉察到了我对她的轻视，便说：“那里的话？！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也许在我们看来，这是可笑可悲甚至可叹的！这是怎样的社会啊！它已经把阿长逼到了怎样的窘境呢？它已经使阿长成了一个心理扭曲的人：在阿长心里，似乎被长毛抓也成了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被长毛侮辱也是一种光荣！然而，笑过之后，叹过之后，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阿长严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