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曾经对极权主义有过精准评价：“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现代技术的发展支撑了极权主义的飞速膨胀，没有现代的技术爆炸，极权不可能延伸到每一个个人和角落，而且还是由现代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并且将其合法化的。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里,对人的非政治生活进行政治统治，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利来达成，个人无任何私人空间和隐私可言。

这种嗜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已经露面，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是一种更明显的体现。

 

历史上的波兰曾经是强国。领土面积从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一直到达德国中部，但随后衰落了，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一战之后复国，国内百废待兴，但波兰政府选择了扩张，1920年，波兰政府主动挑起了和苏联的战争，攻打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甚至一度占领了基辅。两方僵持不下，最终在英国的斡旋下停战，苏联签订了“里加条约”。

波兰政府在国内的反犹太，反共产党的态度与法西斯基本无异。1924年，波兰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但1933又在德国的利诱之下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行为无异伤害了同英法，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推动了“绥靖政策”的实行。

 

二战初期，苏联曾与德国一起进攻波兰，苏联当时已经料想到二战不可避免，且终有一天俄国要进攻苏联，意图在波兰谋取一处战略纵深缓冲区，从而在二战时能够拖延德军的进攻。

 

二战期间，希特勒本无意吞并波兰，提出了“但泽走廊”计划，并答应在战后将用乌克兰来换取这片土地，波兰拒绝了希特勒的计划，试图回归到英法同盟，签订了一系列同盟条约。

此举动不但没有消除英法对于波兰的戒心，而且彻底激怒了纳粹德国。

1939年，德国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

1940年秋天，法西斯在华沙建立犹太人居住区，驱赶犹太人前往居住区内，强制劳动，以允许随意走动，只提供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到1941年，共有163623名犹太人生活在3.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电影中有一幕，席皮尔曼全家人围在收音机旁，广播里说英法将对德宣战，波兰不再是孤军奋斗了，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以为将被拯救。

波兰是英法盟友,按照相关法律文件,英法对德宣战,但是当时的英法决策者判断德国法西斯不会在进攻苏联前与自己开火,因此只是宣战,而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德战争,目的还是希望德国东进与苏联交战。犹太人的命运与他们无关。

 

之后的屠杀比电影里演出的更让人齿寒。二战之前波兰是世界上犹太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达到300万以上，占波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犹太大屠杀期间，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逃过此劫，席皮尔曼不能不说是极幸运者。

 

二战电影一直都自成热点，且总是能够包揽学院派奖项，像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拿到了1994年奥斯卡的12项提名，《拯救大兵瑞恩》拿到了1999年奥斯卡11项提名，2008年《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围绕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故事，直达去年，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血战钢锯岭》受到电影业内业外一致好评。

电影中的席皮尔曼始终让人有一种清醒的克制感，或许是因为波兰斯基一贯的拍摄风格，以及阿德里安的极佳演技，整部电影一直保持着紧绷但不造作的质感。虽然充斥着大量的饥饿、死亡和困倦，导演和演员都不曾刻意放大情节。

这并非易事，导演波兰斯基曾经作为犹太人备受二战的苦难，电影中一些片段直接借鉴了导演的经历。没有对于极权主义的强烈批判，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席皮尔曼只能接受德国军官的帮助才能生存，没有批判意识形态和民族劣根性，波兰斯基的经历仅作为材料增加了电影的深度。电影的配乐由音乐家沃伊切赫·基拉尔执导，电影《惊情四百年》、《楚门的世界》、《国王与小鸟》，管弦乐《出埃及记》都出自其手。

 

 

席皮尔曼为了家人能购买食物，贱卖掉自己的钢琴，也只是浅谈的说一句：“你拖走吧。”被犹太警察拖出前往集中营的队伍，与家人分离，被朋友藏进墙壁里，在公寓里高烧着发抖，踉跄着抱起一罐罐头，席皮尔曼狼狈肮脏，所有的体面都被兑换了活下去的筹码，但他未丧失尊严。席皮尔曼勇于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就像勇于承认自己是钢琴家。

 

他被朋友和陌生人帮助，再次遇见自己心爱的女子时，对方已经怀孕，生活说不上富足但安定，席皮尔曼开口说话，也只是感谢对方的好意，然后请求一片面包。他睡在她的沙发上，第二天听见她拉大提琴的声音，他走到房间门口看着她穿着睡衣，自然而然的拉琴。

回想在那所公寓里的空弹，他手指悬空，眼睛里已经不是之前的清澈。再到德国军官面前的哪次弹琴，席皮尔曼颤抖着，因为饥饿，或许是别的类似于那首曲子般的情感。

 

在那些时候犹太人会想什么，女人捂死了自己的婴儿也未能躲过搜查，在轮椅上的老人被从窗台扔向地面，纳粹军官随意点出几人趴在地上射杀，他们会想些什么，电影中有一个老人UI席皮尔曼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了。”

 

在那些空房子，席皮尔曼会想些什么，他没有人可以交流，没有消遣，没有食物，没有钢琴，窗外那些人都想要杀死彼此。他要怎么消磨掉一天中大段大段的寒冷和空白。战争结束之后，席皮尔曼出版了自传体回忆录《城市之死》，每个人都惊叹于此人的记忆力之精准，但我以为，那些片段和人名，已经在那些空白里被他打磨得不可逼视。

 

当他毛发脏乱躲藏在阁楼的门后时，恍若受难的耶稣。

 

 

苏联政府于1945年9 月17 日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指出，鉴于既成局面，苏联政府已向部队下达了越过边境前往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命令。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广播演说：“波兰领土被占，政府瓦解，实足以危及苏联政府。鉴于比种混乱情况，东部之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少数民族势亦将被危及，因此红军业已奉到命令，开入波兰，保护上述少数民族。”9月下旬，苏、德两国政府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双方占领的范围，大约划定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

 

但波兰斯基的冷峻并没有在此处结束，电影最后写着：“那位帮助过席皮尔曼的军官名叫威廉·霍森菲尔 ，仅知他于1952年死于俄国的战俘营”。

历史的冷峻也并没有。

 

阿摩司·奥兹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犹太民族天生没有安全感，那种无依无靠独一无二，没有自己的国家，流散，整个民族都在流散，不断地被上一处驱逐，再不断地前往下一处，轮回不尽，任何民族都无法体会这种感情。

从理性上来说，犹太人的漂泊感和乡愁中的“乡”已经不存在了，就算建立起犹太国家，他们也不属于那里。种族已经接受历史重塑，国家也是，一切都改变了，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基本的概念。但说到犹太民族的感情和文化出走，是他们自己在变，逝去的不可挽回。只能从内生出一种依附感，即便没有实际的参照，只是一种情感，别的什么都不是。

 

“战争结束之后你要做什么？”

“我会再继续弹钢琴。”

“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会听你演奏的。”

“席皮尔曼。”

“席皮尔曼。这对钢琴家来说是个好名字。”